云南,普洱茶,普洱,思茅,大理
提問: 怎樣分辨普耳茶餅的年份長短? 問題補充: 医师解答: 近年“生普洱”收藏與品飲之風漸起,青餅、青沱、青磚等茶受到大家的歡迎,也有了很多議論,有人說“熟茶可以喝,不值得收藏;生茶值得收藏,不能及時喝”;面對目前生普洱茶(青餅等)的加工現實,是否能挖掘傳統工藝,制造能及時喝也值得收藏的傳統普洱茶呢?同時,也有不少海外朋友建議,云南原產商是否不要太急功近利,把曬青毛茶實時就加工成團餅茶,也不要采用濕水渥堆工藝,而是讓曬青毛茶自然陳化與發酵一個較長的時間后,再行作餅, 這可能才是傳統普洱茶的真諦。因而,探尋普洱茶傳統工藝與自然發酵的秘密,成了筆者最大的沖動。

云南作為世界茶樹原產地中心,自然條件優越,制茶歷史悠久,近幾百年來,普洱茶更是嗤聲海內外。歷史上所指的普洱茶,是指用“傳統工藝”加工的云南大葉種曬青毛茶為原料,經加工整理而成的各種云南茶葉的統稱,即通常所說的“生普洱”。當然,“生普洱”的概念也是不準確的,用“生普洱”只是為了與采用 “渥堆”工藝的制成的現代普洱茶(即熟茶)相區分、呼應而已,用“生普洱”容易給人們造成誤解,以為“生茶”不能喝,熟茶才能喝。事實上,“生普洱”并非是生的不能喝,特別是傳統工藝的普洱茶,過去準確的傳統名稱是“滇青茶”或“云南青茶”,而最古老的名字為“普茶”,這就是傳統工藝的普洱茶。云南歷史上生產了很多這樣的茶,不止云南民間喝,藏區及海內外都大量消耗,目前剩余的老茶數量稀少,價值不菲也就這個道理。

現代普洱茶(熟茶)的渥堆工藝是1973年左右采用的,普洱熟茶產品有其特點,茶性醇和,贏得了不少消費者。可以說普洱熟茶,是在“傳統普洱茶”基礎上再加工的一個分支產品,優缺點不言自明,暫時不在本文討論范圍。

近年“普洱茶”收藏與品飲之風漸起,爭議也多了起來。首先是“生與熟”之爭,以及傳統工藝與現代工藝之爭。 “生與熟”這是一對矛盾,為了生茶(特別是青餅等)的快速陳化,有人采用了“濕倉”的方法,因而就有了“干倉與濕倉”的爭論與較量;現代化殺青、揉捻、與烘干設備的使用,為了茶葉條索與香氣,或其它的原因,就有了滇青與滇綠(烘青綠茶)之爭。有些人不懂普洱茶,也有的是為了商業利益,弄出了“普洱綠茶、普洱紅茶”,或者是烘青餅茶、烘青沱茶,更使初入普洱茶道的消費者一頭霧水。于是乎,大家迫切想知道:

普洱茶是如何起源與傳承的?
什么才是傳統的普洱茶?
傳統普洱茶的加工工藝是怎樣的?
什么樣的普洱茶會越陳越香?
普洱茶傳播的過程中,那些環節導致了普洱茶的自然發酵呢?
普洱茶如何選購收藏?
面對上述這些議論和問題,促動著,也深深吸引著筆者去探尋普洱茶起源、傳統工藝以及自然發酵的秘密,這可是前人留給我們的一筆巨大財富。

那是什么造就了歷史上神秘的普洱茶?是上天的恩賜,亦或是地設的機緣,或者是云南少數民族的智慧與心血,或者是陳化的歷史,也可能是茶馬古道上馬幫,還可能是茶馬文化即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結果,……等等,太多的理由讓我心潮澎湃,太多的角度值得我們去探尋。

筆者所探尋的,也許只是傳統普洱茶的一部分,通過不懈的努力,筆者悟到的是:普洱茶可以說是云南民族文化與歷史的積淀。只有神秘的彩云之南,才造就了傳統的普洱茶,離開了云南的天、地、人,普洱茶就成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復存在。

要摸索“什么是傳統普洱茶”,為什么普洱茶會越陳越香,可以從茶區、茶箐,粗制工序(傳統的曬青毛茶工藝),再制工序,運輸,存儲消費等環節來考察。然后,在研究云南歷史文化與民族茶文化的基礎上,在“制茶學”與“茶葉化學”的指導下,作探尋研究。

在“2002年中國普洱茶國際研討會”專家小組會議上,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前所長程啟昆教授指出:“普洱茶必須是用云南少數民族茶區傳統的制作工藝制成的曬青茶為原料制成的茶品”,也就是說不以云南茶箐為原料,不采用云南傳統曬青工藝的,都不能稱其為普洱茶。這也和我們探尋的要點“云南茶箐、少數民族、傳統工藝”不謀而合。

 

之一 普洱茶起源初探

一、普洱茶茶區

云南普洱茶茶區,有其歷史淵源,茶區面積是比較大的,這里介紹與討論的是四個較大的普洱茶茶區:西雙版納、思茅、臨滄與保山,當然,這里并無褒貶誰之意,且疏漏也再所難免。

古“六大茶山”之于普洱茶,名冠世界,不用多解釋,但由于歷史的變遷,現在要準確定位某某山,確不是易事。其它的,我們應該知道更多的普洱茶區,它們是幕后英雄,產品名遍天下,自己似乎默默無聞。實際上,云南主要的幾大普洱茶茶區,西雙版納、思茅、臨滄、保山,都為云南普洱茶做出了重大貢獻。

西雙版納茶區造就了早期的西雙版納私人茶莊,以及現代的猛海茶廠;思茅之普洱,古老的加工與集散地,與普洱茶的淵源自不必說,許多老茶人回憶,早期(1920-1940年代)私人茶莊花費頗多請思茅的揉茶技師一事,可見思茅當時加工技術之優良;加之制造貢茶的歷史,有人說“普洱不產茶”,似乎也是片面之語。很長的期間,普洱以加工技術及交易集市為核心,以普洱為中心的思茅地區,制茶業與種茶業都應該是成規模的。而歷史文獻說,運輸到普洱加工及交易的茶葉,“近者二日,遠者數月”;也說茶山距離是“周八百里”。可見,普洱茶區也是巨大的。

臨滄、保山茶區,古為永昌府,是云南用茶的鼻祖“蒙舍蠻”(唐代,云南南昭國時期的少數民族---蒙舍詔人)的起源與重要活動區域,可以說滇西茶區(現代的臨滄、保山茶區及德宏茶區)過去是古茶區,近現代則是下關茶廠(前期康藏茶廠)的主要原料供貨商,也可以說是云南緊壓茶的重要支柱之一。下面的論述摘自普洱茶未受炒作之年代,可見一斑:

《制茶學》(主編:安徽農學院陳椽,1979年11月 第1版 )P 262,“一、云南緊壓茶”
“云南是我國的古老的茶區,也是世界茶樹原產地。茶葉生產歷史悠久,質量極佳。歷史上以生產緊茶、餅茶、圓茶、方茶著名。普洱茶遠銷東南亞各國和日本、意大利、法國等,緊茶、餅茶、圓茶主銷西藏和本省藏族地區,年產量近10萬擔。”
“目前主要集中在滇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下關茶廠加工,猛海、昆明茶廠也有部分生產,但下關茶廠產量最大,年產量占全省總產量的74%左右。”

上述這段摘錄,反映的是70年代云南緊壓茶的一個片斷。現在,西雙版納、思茅、臨滄等地,都發現千年以上的野生古茶樹群落,樹齡最長的有兩千多年,特別是思茅瀾滄的千年野生古茶樹群落與臨滄地區的千年野生古茶樹群落最具代表意義。因而,從植物學的角度來看,認為西雙版納或是思茅是普洱茶的唯一原產地,都是十分片面的。可以肯定地說,這四大茶區(或更廣泛一點的相臨周邊區域)都是普洱茶的原產地。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普洱茶是云南民族傳統工藝茶,從云南民族文化歷史來看,四大茶區的少數民族的遷移融合及交流,也才造就了神奇的普洱茶。

總之,筆者認為,云南南路茶區(西雙版納、思茅茶區)與西路茶區(臨滄、保山及德宏茶區,以及大理南澗等地茶區),都屬古老茶區,沒必要厚此薄彼,更不能像以前有的信息,誤導消費者,炒作某一很小的區域,打壓其它區域。實際上,四大茶區的茶箐、地理環境與民族加工工藝各具特色,才構成了的燦爛的普洱茶文化。普洱茶是云南少數民族傳統工藝的結晶,后面筆者要談到的傳統工藝與自然發酵可以證實這一點。

二、普洱團餅茶的歷史脈絡

普洱茶名稱的出現在明朝,明代謝肇制的《滇略》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團之”。說明,明朝期間云南緊壓茶是鼎盛的。

然而,普洱茶歷史上的開篇文章在唐代樊綽的《蠻書》中,其卷三云:“茶出銀生成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唐朝時期,南昭國是云南的地方政權,蒙舍蠻是南昭國的主要力量,受唐王朝扶植,它們間的交往是密切的,蒙舍蠻的這種飲茶方式,在唐朝也是普及的,甚至成了大唐市民們的習俗,雖然陸羽覺得不屑一顧,但是其《茶經》里卻作了重要記載。

云南利用茶葉的歷史早于唐代,在三國的《七誨》里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當于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貴州兩省。而要說到云南茶葉的重要發展,或者說普洱茶的成型,我認為是盛唐漢文化與南詔少數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果,至于說更早的關于古滇國用茶的歷史還有待考證。現在學術界,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用茶是在巴蜀,特別是巴,三國《廣雅》就載有荊巴間采茶作餅的史料。古滇國、南詔與巴蜀的交往與爭戰,對云南茶葉的發展也有著重要作用。陸羽《茶經》里沒有直接記載云南茶區,應該是與當時南詔國是地方自治政權有關,而且南詔初期,云南之地是少數民族部落割據的,后來南詔與唐朝的關系,也是時而和平共處,時而爭戰不斷。

《蠻書》記載“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說明當時云南少數民族制茶用的是初級的曬青茶工藝,采摘不講究,制造也就是最簡單的日曬,在樊綽(出史南詔的唐朝使者)看來,這也是與唐朝餅茶的制茶工藝(蒸青制茶)相比而言的。

在云南民間走訪,許多少數民族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說曬青茶,他們卻十分熟悉,并稱之為“老黑茶”,是他們“原生與本土”的重要飲料,以及重要的經濟來源。可以說,一千多年以來,積淀、傳承與發揚的曬青茶工藝是普洱茶的基礎。而曬青茶古老的品飲方式,目前在云南少數民族中仍有流傳,如佤族、拉祜族的烤茶、土鍋茶,白族的“三道茶”,納西族德“龍虎斗茶”等。

筆者認為,南詔時由于地理與人文環境,少數民族粗陋的曬青茶工藝,交通運輸不便等諸多因素影響,蒙舍蠻作為南詔政治中心的王族,他們在獲得團餅茶的知識后,結合對外交流的需求,推動了他們采用初制曬青毛茶,“蒸而團之”制造緊壓茶的歷史。

唐朝時,散茶加姜桂混合烹飲的方式是一種大眾習俗,而團餅茶的品飲則被認為是一種進步與時尚,蒙舍蠻會模仿這些時尚,制造餅茶,但由于茶山山高路遠,加工運輸困難,因而形成了“曬青餅茶”的加工方式,而不是唐朝的蒸青餅茶。

蒙氏的南詔國,在統一洱海地區后,在洱海之濱建太和城,設上下兩關,上關為龍頭關(即現在的大理古城),下關為龍尾關(也稱龍尾城,即現在的下關城)。蒙氏開創了“曬青餅茶”,古永昌地區、洱海地區也就成為了重要的產茶與制茶基地,也為下關打下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蘊。后來,南詔勢力擴充到銀生節度,云南的四大茶區也就初步成型了。

蒙氏帝王傳了十三世,共二百五十年,而后被鄭氏、趙氏及楊氏篡位。接著南詔的通海(現玉溪地區通海縣)節度使段思平,在滇東南三十七蠻部的支持下,討伐楊氏成功,開創了段氏大理國時代,段氏仍然以大理為國都。據《道光云南志鈔》載:大理國傳了幾代后,宋興,宋太祖干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滇獻之,宋太祖鑒于唐南詔之禍,覺得“南蠻”不易統治,才有了宋揮玉斧的典故(宋太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此,段氏得以久居云南,中國竟以外域視之,不知所謂大理國矣。因而大理國就成了南詔國的延續,蒙氏的“曬青餅茶”加工方法自然得以傳承。

到了元朝,元世祖平云南后,元朝派王族到云南執政,少數民族也被迫遷移,有的到了更邊遠所謂充滿瘴氣的邊疆,蒙氏加工方法與習俗則在云南的少數民族中流傳。

在明代,明王朝大力援助云南,云南經濟獲得長足發展,云南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文化的有了廣泛的交流,蒙氏“曬青緊壓茶”在云南得到大普及。明朝謝肇制的《滇略》才有了“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團之”的記載。由于云南地處西南邊地,交通不便,消費習俗轉換也沒有中原地區快,明朱元璋下詔廢除團餅茶興散茶,并未影響云南的緊壓茶,因而,云南緊壓茶得以保留。

明朝以后,人們對普洱茶養生保健效果的逐步認識,名著《紅樓夢》中就有了記述的普洱茶消食保健的功效,甚至,燜一罐普洱茶成為一種時尚;而科技著作《物理小識》、《本草綱目拾遺》等也有了相關記述。這樣,普洱茶不僅沒有隨其它團餅茶衰落,反而在清朝得以發展,甚至成為了貢茶。

以上就是普洱茶(團餅茶)繼承唐朝餅茶歷史,而在明清兩代得以發展的歷史脈絡。

三、盛唐、南詔與普洱茶

很多普洱茶史的研究者在提到《蠻書》時,只注意到了“茶出銀生城界諸山”,他們只注意到了地域概念----什么地方產茶。而忽視了其它四個重要的環節:

加工工藝
品飲習俗
民族:蒙舍蠻
歷史背景:盛唐與南昭國
通過對這些方面的研究,我們會獲得許多有趣的結論。

關于蒙舍蠻
秦漢以來,云南為益州郡,而益州包含滇與巴蜀之地,益州郡為益州的一部分。據《滇考》載,“漢武帝平滇,初置益州郡,益州刺史治成都,兼理滇、蜀。至三國,諸葛亮南征,破孟獲平南中,改益州郡為建寧,以別于益州之名。諸葛亮班師,立南征碑紀念其功績,立鐵柱鎮諸蠻,后分設建寧、興古、永昌、云南四郡, “永昌”即現在的保山、臨滄地區及德宏州。“云南”為現在的大理地區。
 
永昌以其悠久的哀牢文化孕育了蒙舍詔。“詔”者王也,據《云南志》載,蒙舍詔自言源于永昌沙壹,而永昌的哀牢人有北遷至巍山者,久而久之,與原居此地的昆明人融合始稱為“蒙舍蠻”。巍山也成為了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南詔發源之圣地。南詔初期,滇西有六詔,蒙舍詔在其它五詔之南,所以稱為南詔。
 
唐王朝為了遏制吐蕃勢力,采取了扶持地方勢力的策略,永昌與吐蕃最為接近,蒙舍詔自然就獲得了青睞與大力扶持。經過一系列的征戰與兼并,在開元二十六年(738年),蒙舍詔統一洱海為中心的滇西地區,唐冊封皮羅格為云南王,天寶七載,閻羅鳳冊襲云南王。隨后,閻羅鳳奉唐朝之命,兼并滇池區,統一云南。貞元十年,唐置云南安撫使司,并冊封異牟尋為云南安撫使司的土長-----南詔王,至此南詔稱雄于中國西南邊疆。
關于銀生城界諸山與云南古茶區
《蠻書》說“茶出銀生城界諸山”,而后來的《普洱府志》又云:普洱古屬銀生府,則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時。這劃定了普洱茶大致的產地范圍。據《蠻書》的歷史背景,銀生為南昭國的八大行政區之一銀生節度,也稱開南節度,銀生城為現在的思茅地區景東縣,開南城則位于現在的景東縣文井鄉開南村,銀生節度轄區為:西雙版納、思茅,另外還有臨滄的部分地區。
 
南昭政權的行政轄區:十賧區(貞元十年前后為六賧)為南昭的直轄區(洱海地區);永昌節度(保山、臨滄地區及德宏州);銀生節度亦稱開南節度(銀生城為思茅景東縣,銀生節度含思茅、西雙版納諸地,以及臨滄的部分地區);弄棟節度(今楚雄、姚安等地區),其下有會川都督(會理至大渡河一帶);寧北節度,后改劍川節度(包括洱源、劍川、鶴慶、蘭坪等地);麗水節度(伊洛瓦底江上游兩岸);鐵橋節度(迪慶、麗江地區及鹽邊諸地);拓東節度(昆明、曲靖、昭通),其下轄通海都督(紅河、文山)。
 
關于“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時”,說明云南與藏族地區的普洱茶貿易,始于唐朝云南地方政權的南昭國時期。而此時期的八大行政區中,十賧區(洱海地區,今大理下關地區)為直屬區;鐵橋節度為今迪慶、麗江地區及鹽邊諸地,鐵橋節度的主要民族為么些、西蕃。通過十賧區、鐵橋節度的普洱茶貿易之路,也就是著名的“大理、麗江、迪慶、西藏”茶馬古道之一,目前為大家所周知。
 
南詔在統一洱海區與滇池地區后,與唐朝的交往,即通過拓東節度(玉溪、昆明、曲靖、昭通)的滇、川、藏及滇、川、長安的古道,是另外一條重要的茶馬古道。
 
由于蒙舍詔從永昌到巍山,再到洱海,建立以大理為都的南詔國,加之,后來段氏大理國的傳承,銀生節度、永昌節度以及巍山地區,自然都成了云南產茶與制茶的重要區域。從臨滄地區發現眾多的野生古茶樹群落,甚至在離南詔發源地----巍山不遠的南澗縣保華擁正鄉都發現了野生大茶樹群落,可以說明這一點。
 
總之,南詔以來的云南古茶區,包含了西雙版納、思茅、臨滄、保山、德宏及大理的部分地區,這些地區現在也都是普洱茶的重要產區,只是清朝置普洱府轄西雙版納、思茅以來,這兩地的名氣稍大而已。
云南曬青毛茶的誕生
《蠻書》記載“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說明當時云南少數民族制茶用的是曬青茶工藝,且是散茶形態。那云南曬青工藝是如何誕生的呢?據朱自振先生《茶史初探》一書解析,曬青工藝來源于云南少數民族的原始的燒茶與曬茶加工方法。
 
原古的茶葉加工,首先可能來自茶葉的直接曬干,利于存儲,而且曬干是原始生活中最普遍和最經常的實踐。另外,人們在經常飲用中發現和為了克服茶樹鮮葉的青苦氣味,產生了對茶葉的簡單加工,燒茶就是最簡單的一種。燒茶遺俗現在云南的傣族、佤族中間還有流傳。傣族、佤族所謂的燒茶,也即把茶樹上采摘的一芽五六葉的新梢,先放在火上燒烤到葉色焦黃,然后再投入到壺中煎飲。燒茶也就是殺青工藝的原形。燒茶所用器具,從最先的石器、陶器到鐵器,云南少數民族中都有采用。
 
“燒茶”的傳承,最原始的,目前云南還有佤族的鐵板烤茶,傣族、基諾族的竹筒烤茶等。佤族鐵板烤茶用的是鐵板為“燒茶”容器,用茶樹鮮葉在鐵板上烤制到焦黃,然后再煮飲;而竹筒烤茶則是就地取材,用鮮竹筒作為“燒茶”容器,將茶樹鮮葉塞進竹筒,封住筒口,然后扔到火塘中,待烤制到竹筒焦黃為止,破開竹筒,取出茶葉煎飲。
 
把燒茶與曬茶這兩種原始加工方法結合起來,即將鮮葉先放在火上略烤一下,然后再把它攤曬至干,就正式形成了曬青茶的制造工藝。這就是云南曬青茶的來歷。
 
“燒茶”的習俗,后來在云南少數民族中發展成了烤茶的傳統。為了方便與實用,不再用茶樹鮮葉,而是用加工好的曬青茶作為烤茶原料,這也就由“燒茶”的簡單加工方法,發展到了云南烤茶的存貯加工方法。在蒙舍蠻統治的中心地區---洱海地區,烤茶習俗更為普遍,大理白族的“三道茶”也由此而來。隨著南詔與大理國的傳承,烤茶成了云南很多民族與地區的傳統。傣族、基諾族的用鮮茶樹葉的竹筒烤茶,也發展成了用曬青茶加工的云南竹筒茶產品。
蒙舍蠻的品飲習俗
《蠻書》記載“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這種飲茶方式,在唐朝及之前也是一種大眾習俗。而餅茶的制造與品飲,則是陸羽認為更高階或高級的方式。經陸羽總結、提高后,團餅茶在唐宋得到了大發展。
 
《茶經》六之飲曰:“或用蔥、姜、棗、桔皮、茱荑、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斯溝渠間棄水耳,而習俗不已”。陸羽認為,茶與姜桂和烹,這樣的茶水就像倒入下水道的廢水,但是,市民已經習慣喝這樣的茶了。另外,陸羽之前,晉人劉琨在給其刺南兗州侄子的信中曾寫道:“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需也”,《茶史初探》的作者朱自振先生認為,干茶即是散茶,由此看來,茶與姜桂和煮而飲之的喝茶方式,晉朝就已經流行。從晉朝到唐朝,這種習俗流行了幾個朝代。
 
總之,蒙舍蠻的品飲習俗,與上述中原漢文化的大眾習俗是一致的。為南詔誕生團餅茶打下了基礎。
云南團餅茶的誕生
從歷史來看,有了盛唐之世,才有了絢麗多彩的南詔文化。南詔吸收盛唐文化,并使之地方化,民族化,推動了云南餅茶的誕生。
 
大唐與南詔有和親的歷史,而蒙舍詔王族弟子經常到長安朝貢,不斷頻繁接觸盛唐文化,甚至直接接受盛唐文化的教育,并將所學的東西不斷轉換為南詔的制度與文化。
 
結合茶文化的角度來看,從“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到陸羽認為比較時尚的餅茶的品飲,因該說都是蒙舍蠻所為。蒙舍蠻造通過學習大唐的團餅茶技術,追隨大唐時尚,開創了云南的團餅茶的先河。
 
另外南詔國是地方政權,與大唐的關系,也是分分合合,頗為曲折,歷史上就有南詔叛亂等諸多史實。兩次天寶年間洱海戰爭,就有十幾萬內地漢族士卒流落南詔。另外,太和三年(829年)南詔從成都擄掠而回的“子女百工數萬人”(女人與技工),也基本融入到了蒙舍蠻中。上述這些士卒與技工中,肯定不乏飲茶人與制茶人,他們也可謂是云南團餅茶制造、品飲的先驅之一。
 
所以,蒙舍蠻活動的洱海中心地區、永昌節度(保山、臨滄地區及德宏州)、以及銀生節度(思茅、版納),都是古普洱茶的原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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